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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被启蒙与自我觉醒

时间：2016-03-29 15:59:15 来源：未知编辑：杨雪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晓虹的最新著作《晚清文人妇女观》《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探索了女性获得应有之权利、自由的理念与实践。她发现“将女性的生存状况作为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确有道理”，女性的被启蒙及寻求自我觉醒映照出晚清社会多层次的横断面。她的研究方法及发现，对于我们观察和思考今天同样大有裨益。

　　——编者

　　机缘凑巧，前不久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拙著《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与《晚清文人妇女观》（增订本），加上12年前该社出版的《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由此构成了我的“晚清女性研究三部曲”。回头想来，假如从1994年开始写作《晚清文人妇女观》算起，我在这个课题上已投入20多年。如此经年累月乐此不疲，当然是因为其极具魅力，别有洞天。

　　应该承认，我并不是受女权主义理论感召而对晚清女性研究发生兴趣，对我来说，这其实更接近于近代社会文化史观照下的视点延伸与疆域开拓。梁启超以“过渡时代”定位近代中国的性质无疑相当精准，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体制变更与文化转型，正是在晚清全面启动。而追踪这一历史变迁如何展开，也成为我的中心关怀。因此，晚清女性研究可以视作我为观察此历史现场特意打开的一扇窗口。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的“导言”中我写道，“身处晚清，男性涉及的社会问题，女子无一能逃脱；在此之外，女性更有诸多必须独自面对的难题。因而，将女性的生存状况作为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确有道理。反过来说，对晚清女界生活与观念的考察，也可以获致全方位地呈现晚清社会场景的效果”。这确是我进入此研究的出发点。

　　“晚清女性研究三部曲”各有侧重。最早面世的《晚清文人妇女观》，选取若干有代表性的晚清文人学者，就其在新旧交替时代有关妇女问题的思考与实践进行考察，最终集合多个个案，达致对近代女性观念演进的细致呈现。这里的关键是对具体人物的选择是否恰当，以及个例是否足够多样。我的择录标准是，入选的人物在晚清知识群体中须有知名度，其相关论述与实践应在社会上流播，为时人知晓，从而发生过实在的影响，并且，其人的所思所作在印证时代潮流的同时，也以其独特性，能够彰显晚清思想界的丰富与多元。这些个案由1995年初版本的林纾与蔡元培两家，在刚刚面世的增订本中已扩充为七家。其间最大的变化是，打破了男性独占的局面，添加了对吴孟班、吕碧城、秋瑾与何震4位女界精英的考论，使得晚清女性在思想史脉动中的主体性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还原。

　　为使上述个案有所依托，为单个思想者的言行提供大致的历史背景，我在《晚清文人妇女观》中撰写了名为“晚清女性生活中的新因素”与“晚清女性思想中的新因素”的两章“综论”。其中所展示的不缠足运动、兴办女学堂、创刊女报、组织女性团体以及追求婚姻自由，均构成了对传统女性规范的巨大挑战与逆转。而今日已经视若平常的女子天足、受教育、办报、结社与自主婚姻，当年面对的却是以女子缠足为美，女性不能出门就学，更不可能办报和结成诗社文会之外的社会团体。而从观念的发动到事实的成功，所有这些改变都须溯源至晚清。何况，从思想层面看，“男女平等”与“女权”论述的出现，“国民之母”“女杰”“英雌”的期许，都在呼唤着晚清女性的自立自尊，并将妇女的解放与民族、国家的复兴紧密相连。相对于古代中国“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妇人无外事”等规限对女性的压制，这样翻天覆地的改变仍然起始于晚清。

　　由《晚清文人妇女观》发端，一些人物与事件也引起我的特别关注。这构成了我写作《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的最初动力。如前书论述“不缠足”与“女学堂”时，分别以江苏沭阳胡仿兰“以身殉足”、杭州贞文女学校校长惠兴“以身殉学”示例，但限于综论体例与史料储备，当时只是一笔带过。这就为后一本著作的发掘、展开留下了空间。关于胡仿兰一案，我不仅从上海的《时报》上查看到其被公婆逼迫自杀前留下的遗书影本，并且通过各种资料的拼贴与还原，揭示出其间蕴含的民间团体与报刊舆论对官府办案的自觉监督；而出身旗营的惠兴为办女学经费不足毅然自杀，以及在其身后呈现的南北迥然不同的反应，内里原本包孕着满汉矛盾这一沉重的历史话题，满族先觉者的民族自新意识亦在其中有明确表露。加上秋瑾因筹划武装起义被处决，三位女性之死因此足以作为晚清社会转型中具有风向标意义的典型案例来看待。

　　《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其他两篇“女性社会”与“女性典范”所选择的个案也无一例外。为此，我在该书“导言”中曾做过自我总结，指认：“个案研究显而易见的优势是，可以避免宏大叙事的疏漏，通过对史料的精细处理，逼真地展示晚清社会的某一现场，揭示出其间隐含的诸种文化动态。”我的理想状态是，“以包含了丰富信息量的‘事件核’作为考索对象”，正确解读与尽可能多地释放其中蕴藏的信息。而由多个个案组合起来，晚清社会变动的细节与趋势也可以获得生动的展现。并且，如果稍微扩大一下“事件核”的说法，将人物与文本包纳其中，上述表达也可以涵括我的其他两部晚清女性研究著作。

　　在《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中，我更关心的是启蒙文本在女性现代知识构成中的作用。借用梁启超对“常识”的定义：“凡今日欧美、日本诸国中流以上之社会所尽人同具之智识，此即现今世界公共之常识也。”而这类在传统文化中原本残缺的公共常识，正为铸造近代中国国民品格所必需，并由此奠定了现代国家的基础。我在此书中以例举的方式，对《女诫》所代表的古代女教经典、众多晚清中外女杰传记以及妇女报刊进行了重点讨论，意在展示国民常识传输的两条基本通道：一为对传统的重新阐释，一为引进域外新知。其中，后者显然是作为原点存在的。
　除了探究古典新义，追踪西方女杰传的日本原身——明治“妇人立志”读物的中国之旅，我的兴趣尤在观察晚清的精英思想转化为国民常识，从而引发社会基础改变的全过程。“晚清女报中的乐歌”一章较好地实现了这个意图。“唱歌”不再局限于女学堂的课程或女报的单一栏目，通过对彼时女报其他栏目的通盘考察，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乐歌在各种女性生活场景中的应用，从而使其具备了激励志气、辅助教学、革除陋俗、介入时政等多重功效，所谓“音乐启蒙”也因此落到实处。

　　虽然已成三书，而晚清女性研究实为一座富矿，值得继续投入。我也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