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精品石刻艺术价值探究

　　概述

　　文中论及的“非官方收藏”特指流散民间的中国古代精品石刻，包括由民间个人传承的石刻作品和首部文物法颁布之前出土而流散民间的可移动石刻作品。而人所共知的大批石窟艺术雕刻和国家考古队参与发掘的，并由国有博物馆收藏展示的大型石刻窖藏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同时，遍布民间的门墩、马槽、栓马桩等日常用品亦不包括在内。所谓精品，即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能够体现民族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如西方雕塑中的维纳斯、思想者、胜利女神等脍炙人口、举世闻名的作品，不仅使卢浮宫名闻天下，更能够代表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价值，同时拥有强大而恒久的影响力，是文化软实力的体现。西方主流艺术能长期称雄世界，这些标志性的雕塑精品功不可没。

　　民间收藏和流散的这类石刻作品数量巨大、品类丰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蕴含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对于中国艺术史的研究和中华文明优秀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它们的保护和研究在一定意义上甚至会改写历史。

　　习近平同志提出让收藏在禁宫里，陈列在广阔大地上，书写在古籍里的文物和文字都活起来。这类流散民间、少人关注、不被主流认可的文物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辉煌的石刻艺术，无疑是众多艺术门类中少有的无需借助精准翻译、权威解读、重金推介就能被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接受并理解的一类，也是五千年中华文明最具价值的艺术形式之一。

　　如何通过立法的方式使这类作品受到重视和合理保护，防止其受到损毁或流失海外，并使其价值在流通中得以体现是当前文物工作的重中之重。

　　西安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以极高艺术水准和威武雄浑、辉弘壮丽的规模震惊了全世界，也使中国古代雕塑第一次引起世界关注。但是，我们可能还缺乏一个追问，这批中国古代的高水平雕塑艺术作品难道是孤立和突兀出现的?它们因何生发?去向何方?流落何处?是否在古希腊、古罗马雕塑之外，还存在一个可以与之比肩，代表东方精神的流派或体系？

　　从马家窑、仰韶文化等遗址发现的大量彩陶，从红山文化出土的大批石龙和牛河梁女神像里，我们可以大体厘清它们的来路。而汉魏晋唐出土的大批陶俑，无疑有着秦兵马俑题材所不具备的广度和精彩。自佛教传入中国，大批规模宏大的石窟开凿和以佛教题材为主的石刻艺术的兴盛更延续和发展了这种辉煌。

　　遗憾的是，我们还缺乏令世界瞩目的标志性作品。它或它们，应该是民族精神的凝聚，代表了一种文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高度。

　　它们被我们自已掩盖和埋没了。对它们的发现和发掘，其意义应不亚于秦兵马俑军阵的发掘。

　　传统文化和观念的偏颇，文物管理制度的不健全，学术上的弊端，以及文物市场的不成熟，导致大量的石雕作品被排除于主流体系之外。而对于这批或这类数量巨大、品类丰富，其中不乏可媲美世界名雕作品的珍贵实物资料的缺失，不论对中国艺术史，还是对中华文明优秀遗产的研究和传承，都是重大缺憾。

　　一、古代精品石刻的来源、规模

　　（1）佛教寺庙造像

　　从汉末至隋唐，佛教及佛教题材雕塑都极为兴盛。为了宣扬佛教教义，统治者主导开凿了大批规模宏大的佛教题材石窟，并且在同时期建造了大量的寺庙。在寺庙中供奉的造像除少量金属或泥塑外，成本低廉、无处不在的石材无疑是首选。而石雕技艺从人类起源就一直不断发展进步，在当时已渐趋成熟。四川省博物院收藏的成都万年寺造像，河北省曲阳文管所陈列的大型造像都是在寺庙中供奉的。它们大多形体较大、水平很高。东晋时期，佛寺已有千余座，僧尼二万余人。至北魏泰和元年（477），佛寺有六千余所，僧尼七万七千人。而到了北魏末年，国家大寺四十七所，王公等所造之寺八百余所，百姓造寺三万余所，僧尼更是达到二百万人(见《中国文化史》，高明士主编)。皇家的推崇和社会大众的普遍信仰造就了为数众多的寺庙，必然催生出数量庞大的佛教题材的造像，其中自然不乏精品。

　　（2）民间供奉造像

　　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乃至平民百姓，为祈福或许愿敬造了大批石质造像。有的是家庭供奉，有的捐赠庙宇，此风延续至今。根据经济条件，这些造像的材质、雕工和大小差异甚大。几次发现的大型窖藏即属此类。做为一种几乎全民信仰的宗教，这类作品数量惊人。

　　（3）建筑雕塑

　　（4）陵墓雕塑

　　（5）道教及其它宗教题材雕塑

　　（6）民间生产生活用品。

　　如此大的规模、数量，即使经过漫长历史时期的破坏和自然毁损，即便万中漏一，存量也极为可观。

　　二、中国古代精品石刻艺术品流传千载的原因

　　相较于其它种类材料，石材质地坚硬，化学性质稳定，特别中国北方石刻大多以硅酸盐、碳酸盐类的花岗岩、石灰岩等为原料，更能历经千年不腐朽。而中国历史上独有的几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与始作俑者的初衷相反，完整的保留了大批珍贵实物，有的甚至毫发无损。一些成组成套的石雕作品也能够原封不动的保留至今，如成都川上雕塑艺术博物馆收藏展示的一批隋代花岗岩浮雕壁画，包括由四至十二块组成一套的音乐舞蹈、贵族礼佛图、菩萨供养人等石板雕刻作品。其线条洒脱流畅，人物飘逸脱俗，且个性鲜明。题材风格或与敦煌相似，但艺术表现力则远胜之，国内外知名博物馆中也鲜见与之相匹者，具有极高艺术和历史人文价值，在世界范围内也属孤例。一知名画家见到四块一组的礼佛图，认为只有据传是吴道子作的八十七神仙卷能与之相比。

　　公元446年，即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二月，长安发生兵变，太武帝率兵亲征。一群兵士在驻地佛寺游玩时，发现寺中有兵器，遂逐级上报太武帝，武帝大怒，下令严查，于是一桩惊天大案暴露，在寺中除搜出大量兵器外，还发现和长安叛军的往来信件，在寺庙密室中还藏有数名供僧人淫乐的妇女。这个理由极其充分，既有政治高度，又具道德优势，于是一场废佛毁佛事件从长安向全国迅速展开。

　　朝廷下令捣毁一切佛像佛经，凡暗藏武器淫乐者，一律活埋，自此魏境内再无佛寺。这一次的大挫折对佛教而言，也许是契机，加强内部整顿管理，调整传播策略。佛教自太武帝死后又迅速兴盛。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唐代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4年），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起因各不相同，一共四次，史称“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实际上北魏太武帝曾有过两次灭佛事件，只是第一次规模较小，影响不大。

　　大批寺庙捣毁，佛经被烧，僧人或杀或被驱逐，但大批寺庙遗存下来的石质造像却难以处理，砸毁或掩埋地下于是成了最佳选择。

　　1953年和1954年，在河北省曲阳县城北岳庙对面的修德寺塔及附近分别发现大批石造像，总数计2200余件。

　　1959年，山西沁县出土各类石刻造像2129件。

　　1996年，在山东青州龙兴寺，发现400余尊石造像。

　　2012年，在河北邯郸临漳邺城遗址，又一次出土近三千件佛像。

　　上述窖藏基本都和几次大规模灭佛活动有关，也有推测部分是掩埋坑——石质佛造像损坏无法修复，信徒们只能恭敬掩埋。

　　其它较小一点窑藏也常见诸媒体。上述窑藏年代从北魏、东魏、北齐、隋唐五代，少量宋代，地点则集中在北方的河北、山东、山西。江苏及四川等地也有发现。

　　三、遗存至今的古代石刻艺术品分布范围和分类：

　　（一）古代石窟造像；

　　（二）古代单尊可移动石刻作品,又可分为：

　　1 国家考古单位发掘的，国有博物馆收藏展示的大型窖藏；

　　2 国外包括港澳台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

　　3 中国国内民间收藏；

　　4 民间流散作品。

　　就分布而言，中国国内民间收藏的和流散的古代单尊可移动石刻作品应该是数量最大、档次最高的，其中的精品我们定义为中国古代精品石刻艺术。

　　当年灭佛时造像大多埋藏较浅，无需刻意防盗，较易随机发现。在首部文物法颁布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还有多少类似窖藏被农民在挖沟、取土、盖房等生产生活活动中被发现的?除了大型窖藏，还有较小的数十或者一两件的埋藏物被发现?我们无法准确统计估算。即使除去因自然原因灭失毁坏的部分作品，剩余的作品数量也应十分庞大。四川、山西、山东、陕西都有个人藏家收藏上万至数万件甚至数十万件古代石刻作品个例。

　　四 古代精品石刻艺术价值和意义

　　当年开凿石窟时高大和雄伟是主要追求，精细和艺术表现力肯定不如长期构思、精雕细琢的单尊造像，如维纳斯、思想者等世界名雕即属此类。而发掘出的大型窖藏造像，大多是信众许愿时捐赠的，水平参差不齐、体量较小、品类单调。

　　由常理推测，灭佛肯定是一项推行难度极大的政治任务。在宗教精神的感召下和处于对神灵的敬畏，承办人员会将那些残损、档次较低的作品上交凑够数量以应付任务，而那些真正具备很高艺术感染力、让人见了就会油然而生跪拜之心的作品大多会被妥善掩埋，期待来日重见光明，这样的实物例证很多。

　　流散国外的仅是九牛一毛。类似窖藏都是普通工人农民在日常生活劳作中偶然发现的，能认识古董商贩并打通运到境外的渠道绝非易事，只是国外可以自由展示流通的环境，放大了它们的价值和规模。

　　尽管这些石刻作品身份存疑，缺少关注，不被主流认可，但并不不能掩盖其上恒久散发的人性光辉。仅少部分流散国外的此类精品，就能够享受极高的礼遇，并因此得到国内主流认可和狂热追捧。通过它们，世界从精神层面初步感知了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

　　这些数量巨大、品类丰富、水平极高的珍贵艺术品是古人留下的最精华遗产，是国家民族的珍宝。而僵化保守的观念和体制、逐利的学术氛围和不完善的市场规则，使这类珍贵艺术品被国人所忽视遗弃,有的甚至已永久损毁。

　　一个越来越强烈的共识是，中国社会正面临文化危机。中华民族正不知不觉丧失自已的文化内涵。充斥银屏的宫斗，官场职场家庭中的尔虞我诈、心机重重、犬儒盛行，诚信缺失、山寨文化无所不在，显规则无人遵守，潜规则大行其道，跟风、谩骂铺天盖地，理性、深入、冷静的思考少有人倾听。

　　五 浅析中国古代精品石刻艺术品埋没的原因

　　（一）历史形成的观念

　　众所周知的是，中国雕塑主要是石雕，在隋唐时期达到顶峰。至宋以后，雕塑逐渐式微。秦汉的雄强、魏晋的浪漫、隋唐的华丽已荡然无存。那些或静穆、或深沉、或张扬、或雄浑大气的雕塑离我们越来越远。从文化角度分析推测，历代统治者对文化和传统都有所取舍。那些纤巧、优雅甚至提笼架鸟斗鸡走狗式的生活方式成为惟一被认同的风尚时；当宋代的女人们忍受痛苦折磨，将脚裹为三寸金莲，以弱柳迎风之态去满足文人和权贵们变态的欣赏趣味时；隋唐女俑那种自信、大气、阳光、健康的女性形象，当然会被社会抛弃。此风延续千年，至元明清以降，中国积贫积弱，文化科技社会全面被西方超越，应当引起深思。

　　（二）扭曲的艺术观

　　文物艺术品被当成纯粹的商品，只关注其标签、包装、头衔身份等外在的东西，而忽视其美学价值。

　　任何艺术品或文物都有其内在的审美取向或历史人文价值，这种价值与真伪和身份无关，它才是艺术品的灵魂。认识这种价值需要有极高悟性、文化积淀、人生阅历及精神境界。

　　主流大众的审美取向受权威、名人或社会流行影响较大。当千年不变的题材，流水线生产的画作被热捧的时候，那些充满人文精神，极具感染力的古代石雕被冷落埋没就是必然的宿命。

　　（三）体制、学术氛围和市场环境

　　市场和学术研究需要法律意义上的真伪，即使艺术或精神层面的标准很难达成一致。

　　但在一个相对自由活跃并且开放的学术和市场氛围中，较容易形成能经受质疑的共识。在质疑过程中文物的内涵和价值进一步得到提升。其中不排除采用科学的物理或化学方法鉴别。

　　千年的时光在不同石材表面形成的包浆和人工用酸蚀火烧土埋雨淋等方法形成的包浆皮壳根本不是同一种化合物，这种凝重、自然、沧桑的美感，和人工无论用什么方法做出的包浆迥异，肉眼也不难分辩。真伪鉴定比眼力更重要的，是心态和思维方式。

　　对于许多民间藏品，专家基本一律断假，相关机构不予理会，市场无法流通，收藏家极少有人涉足，即便有大多也战战兢兢，秘不示人。剩下只有两条路：长期埋没自生自灭或者流失国外。

　　试分析其原因，如果认定为“假”，持有者当然可以理直气壮的以现代工艺品出口到国外，如果被“人傻钱多”的西方藏家或机构收购并在顶级平台展示，则可能造成另一尴尬，而鉴定权威却无需承担责任。就如24亿金镂玉衣，直接造成一个诈骗大案。当事人被绳之以法，由中国最权威的专家集体签名出具的鉴定证书法官根本不予理会，当然更不必承担责任。

　　虽然若干年后，我们可以再以天价回购，又可以创造一个奇迹。但我们应该有的历史担当和民族情怀，不能总用这种方式实现。令人不解的是，这些身份存疑的民间流散作品，为何非要到国外回流才能得到认可?已经有有识之士提醒有关部门，盲目否定民间藏品，导致大量珍贵文物合法外流。我们仍然沿用至今的计划经济思维下的文物管理模式，中国古代精品石刻被埋没是一种注定的宿命。

　　关于鉴定，在一个扭曲的学术和市场环境中，日益官场化、权力化，为了追逐利益，不同利益群体结成同盟，互相攻讦、诋毁，笔者曾将十件博物馆收藏的十件石刻作品背景处理后发到一有名收藏网站，结果全遭拍砖。有的语言辛辣老道、逻辑严密、振振有词，可惜结论是错的。中国古代石刻精品其达到的艺术高度和虔诚的工匠精神下的手工工艺水平，早已使当代人无法望其项背。最简单的鉴别方法就是:比较。不妨花重金请最好的大师试做一个。有的精品堪称绝品，不但设没有相同的真品，当然更没有仿品。

　　结论

　　文物艺术品的价值需要在流通和展示中才能体现和升华，放存库房深藏不露或人为埋没是对它们的另一种毁坏。国务院最近颁布的《博物馆条例》明确了民间博物馆法律地位，对转变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下的文物管理方式意义重大。

　　自豪和自信是需要实力和底气的，文明的传播和延续需要有生命力的载体。有学者指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既不了解西方，更不了解中国，就是拿一些工具性的东西炫耀。中华文明的核心和精髓，绝不仅是舌尖上的美食，更不仅是俚词小曲、梅兰竹菊、文人雅士、花前柳下。我们曾经有战国的百家争鸣、秦汉的雄强、魏晋的浪漫、隋唐的包容华丽，五千年是一个漫长岁月，传统也因融合、交流、碰撞和人为压抑而面目全非。

　　中国古代辉煌的石刻艺术曾经达到人类艺术的颠峰，蕴含中华民族最深沉、最具价值的核心理念和精神追求。那深沉静穆的唐代释迦牟尼，菩提树下全神悟道的北齐思惟菩萨，神圣庄严堪称稀世绝品的隋代汉白玉塔，张扬激烈、不屈不挠、仰天长啸的望天吼，肌肉贲张、神态毕现的哼哈二将，轻盈灵动、载歌载舞、仙乐飘飘，寄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和平的喜爰和追求的飞天乐舞组浮雕，无不精美绝伦、感人至深，让人震撼、沉思、顿悟。更至思虑澄澈，一种情愫油然而生。它们不应该被掩盖或人为的埋没，这也是本文唯一的目的。

　　习近平同志提出，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最深厚文化软实力。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根本和灵魂是文化自信。文化需要载体，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精品，贯穿中华文明始终，达到极高水平，足以和古代希腊、古代罗马雕塑并驾齐驱、三足鼎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根本是文化复兴，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最终能被人类自觉和乐于接受，而不仅仅是船坚炮利，杀伐征服。埋没千年的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精品，堪当大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强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宏大构想，为它们面世提供了强大政策和法律保障。我们需要一种眼光、一种境界、一种视野、一种机制，抛开狭隘的艺术偏见和沉重的历史包袱，它们必将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