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他参与引领了20世纪中国美术许多重大事件

他促进改变了中国美术某些领域的发展走向

离开他，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将不再完整

▲ 中国当代著名国画家、漫画家、壁画家、书法家、工艺美术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张仃（1917—2010）

国华快讯：2017年春天，“它山之石——张仃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这次展览主要展出的是张仃先生的中国画作品。张仃先生是二十世纪公认的大美术家，他在漫画、实用美术、艺术设计、动画、书法、中国画等等多个艺术领域都有很高成就，此次中国美术馆主要展出了30多幅张仃先生的中国画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焦墨山水。

《文化大观园》曾经在2009年拜访过张仃先生，先生话不多，他的记忆也是片断式的，这些片断式的回忆中大多是细节，而这些细节中充满了情感。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淘气的少年，将自己对于画画的热情肆意宣泄。

“我一生追求两个字：爱和美，其中，美，最难得。”

张仃曾说：“我一生追求两个字：爱和美，其中，美，最难得。”

少年张仃在16岁时考取了北平美术专科学校，离开故乡辽宁，赴外求学，从此他的人生和中国美术有了再也无法割舍的牵绊。

陈丹青第一次远远见到张仃先生的侧面，头发雪白，惊呼：“哎哟！好样子！远远看去真像个老鹰！”王鲁湘描述，“从张仃先生身上焕发出来的气息，既风神俊朗，又磊落坦荡，极具魅力和精神张力，无法言说”，“除了形象好，气质也更绅士，所有摄影家见了他，都忍不住要给他拍肖像，而所有漫画家见了他，也忍不住要给他画漫画”。

20世纪30年代，张仃以漫画为武器，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甚至因此罹祸入狱。他的漫画为中国最底层老百姓的苦难摇旗呐喊，常常刊载于《漫画》的封面，叶浅予回忆说：“张仃这个名字在30年代初露头角时，漫画刊物的编者们好像发掘到一座金矿，舍得用较大篇幅发表他的作品。”

张仃 “史芬克斯”的新谜语 《漫画》月刊封面 1956年

1938年，20多岁的张仃来到延安。由于延安革命工作的需要，不得不改行变成一个装饰设计师，并一举成为党内的“首席”设计师。1945年，党中央派张仃到东北主持《东北画报》，同时创办东北鲁艺。在东北，他又发起了新年画运动，并一直扩展到全国。在新年画运动正如火如荼时，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他赴京编辑《三年解放战争》大画册。同年7月，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955年筹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奠定了中国设计教学的基础。而全国政协的会徽设计，中南海怀仁堂、勤政殿的改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美术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开国邮票设计，建国瓷设计，1951年至1956年举办于莱比锡、莫斯科、布拉格、巴黎的历次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设计，建国10周年美术设计，等等，这一系列“国”字号的大型设计展示活动，确立了张仃“新中国首席形象设计师”的崇高地位。自此，张仃通过这些美术设计完成了新中国的形象塑造。

张仃设计的1981年鸡年邮票

张仃设计的全国政协会徽

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上，极少有像张仃这样的人物，他的艺术人生与中国现代波澜壮阔的革命史休戚相关，他的艺术作品、艺术活动和艺术思想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因此，有人说，20世纪的中国美术不能没有张仃。

吴为山（中国美术馆馆长）：张仃先生的山水画，他的焦墨山水对于中国画本身的贡献，对时代创新的一个影响，大家知道二十世纪徐悲鸿中国画的改良，对中国画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也是倡导写生，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中国画如何来表现已经变化了的日新月异的新山河，有一些这个争论，张仃先生他率先写生，以他写生的成就来证实了中国画它在新时代的作用。

“如果没有三位先生六十年前这次决然的冒险

有着千年传统的中国山水画

不会在那个生死关头绝处逢生”

1954年在北海公园小小的悦心殿中，举行了李可染、张仃和罗铭三人的山水画写生展览。展览的展名由当时94岁高龄的齐白石先生题写，这个小小的展览，在当时中国美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我们会发现，这个画展对于中国画的命运而言，是生死攸关的。用张仃先生当时的话来说，他们三个人的这一次江南写生之行，是一次置中国画于死地而后生的一次冒险。

（张仃与毕加索）

1954年，北海公园悦心殿这次画展，是一个备受期待也备受关注的画展，当时美术界与社会的评价不仅将决定他们三人水墨山水写生的成败，更将决定中国山水画改革的前途，甚至是中国画的的命运。

理召（张仃夫人）：这么大家一看，特别是他们内行人一看。连反对的那个美院院长，江丰先生，他是要取消中国画的。结果他一看这个展览，还能反映时代啊，就是这些山水，跟古代的山水气息不一样。不在于这个画面上画了新时代的火车了，画了什么飞机了，不在于这个。在于画出来的山水的气息，是现代人的。

王鲁湘：这三个人等于是在一个最好的时间窗口上头，迈出了这一步，就把这个时间窗口推开了。

李庚（李可染之子）：对。

王鲁湘：要不的话，没有他们三个人的这个行为，这个时间窗口，可能对于中国画就关上了。

李庚：对，可以这么讲。这个可以说是在历史的时期，做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但是三个人大概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王鲁湘：当时意识不到，对。

李庚：他们意识到的只是自己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做了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

将历史回溯到1950年代，那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一段特殊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画处于前所未有的困境中。那时的美术界，正在经历一场中国画存亡的大讨论。“新的社会到来，中国画的厄运也跟着来了”。这是李可染发表在1950年《人民美术》创刊号中的一句话。愿意购买、收藏中国画的主顾作为一个阶级被打倒消灭了，画铺改业了，作为自由职业的许多中国画画家们，也无业可操。新中国的美术院校也都不再开设中国画专业，中国画从社会到学校，都面临着被取消的厄运。

（张仃与夫人理召）

理召（张仃夫人）：大家都认为已经穷途末路，还有一批老画家很保守，国画可不能动了，非常完美只能这样子了，可是呢，张仃先生就认为国画不是穷途末路了，国画我们要想办法要有新的生命，在艺术上，在反映的这个时代上面要有新的，他说我们要反映现代生活，就要到现实中去，要到现在的山水，我们现在人，现在的画家，你现在临古人对山水那么看的，他反映他的人生观，世界观，我们现在画就反映我们的，我们本身的世界观，我们这个时代的在山水的画的艺术里怎么反映出来。

其实就中国画的变革问题，并不是新中国的新问题，而是自“五四运动”以来一直被反复提及的老问题，也是伴随新文化运动而来的新美术运动的内容之一，只是之前它从未显得如此迫切。1954年，北海公园悦心殿的这个规模不大的画展，在中国山水画就要成为一个历史概念的时候，见证了它的关键性转折。

王鲁湘：从这一次开始，中国画就获得了进入新中国的这一个大门槛的一张门票。中央美院开始恢复中国画的专业，开始恢复中国画的这个招生，在社会上由国务院文化部布置，开始把一些老先生，老画家组织起来，开始建立一个一个的画院，所以这一次的1954年的三个人的江南山水写生，在某种意义上是挽救了中国画。

张仃焦墨探索的曲折之路

张仃在中国画上的成就，往往被他早年创作的抗日漫画和后来极具影响力的装饰设计作品抢去风头。张仃对国画的热爱是融入他的艺术血液中的。因为一直以来担任着美术学院的担任重要职务，他少有时间进行自己钟爱的国画创作，据说在他的晚年，离休报告被批下来后，他高兴地在办公室的地上滚了一圈儿，他终于可以把所有的时间用在他心爱的画画上了。张仃的国画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焦墨山水，他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自己的焦墨艺术生涯的。

文化老人夏衍曾经评价过张仃的作品，“他的画充溢着一股正气，他的焦墨作品，这种黑白的调子，是一种很高的美，但很多人不懂。”让国人看惯了水墨和彩墨的眼睛接受焦墨，适应并欣赏这种黝黑入碳、行笔艰涩的绘画，如果没有相当的审美勇气，张仃不可能一意孤行。为了进行焦墨山水的创作，他不顾年迈，坚持数年深入名山大川实地写生。张仃第一次用焦墨描绘大山是到北京西郊的房山十渡。此后，他又远赴广西、四川、江西、新疆、甘肃等等多地写生。凡是中国有山的地方，遍布了张仃的脚印与墨迹。

吴为山（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画它更强调人格，更强调人的精神在艺术当中的表达，所以这里面主客观的高度的统一和融合是艺术达到很高境界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张仃先生他不是由于他又掌握了传统，又胸有丘壑，画了那么多的自然外象。他完全可以在画室里面胸有乾坤，笔下万象，大气，来表现他自己的主客观的融合的一些绘画事件，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到生活当中去，到自然里面去，实际上他是一种修行，我认为是一种内在的一种需要，是他精神需要，是他生命本体的一种自觉行为。

王鲁湘：他经常要回到大自然里头去。

吴为山：他只有到自然里面去，在自然当中去呼吸清新的空气，去感受大自然的一草一木的生机，在自然的一草一木当中，一山一水当中，一花一木当中，去感受到领会领悟前人的艺术成就和他们的表达，这个时候他才找到自我。

有人说，20世纪的中国漫画不能没有张仃，鲜明的政治主题，强悍的艺术风格，使张仃的漫画如匕首和投枪，成为时代的强音，成为进步文艺的标志。也有人说，20世纪的中国装饰艺术不能没有张仃。从延安到北京，张仃一直是解放区和新中国的首席设计师。“毕加索加城隍庙”，形象地表达了张仃装饰绘画的内在张力，和60年代中国美术最前卫的品质。

这些经典作品背后，会是怎样一段充满激情和张力的人生岁月？